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面对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情况，国务院有了新部署。 10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工作，其中提出，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 优化面向家庭的财税、社保、住房等支持举措，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财税支持稳定新出生人口大有可为，这是由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定位决定的，核心就是通过财税支持来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对第一财经表示，优化面向家庭的财税支持政策，需要构建生育优化型财税政策体系。在现代社会，生育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和社会承担生育成本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在财政及公共政策上，要降低生育家庭优质教育公共服务可及性，降低成本。 事实上，近些年中国针对家庭财税支持政策力度不断优化，以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比如，2019年个人所得税全面改革时，首次引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2023年这一标准提至2000元。2022年首次引入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1000元/月），2023年提至2000元。2025年起中国首次对3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00元/月，当年秋季学期起对幼儿园大班免除保育教育费。 那么，未来为了稳定新出生人口，如何来优化面向家庭的财税支持政策？ 罗志恒建议，可以考虑逐步提高育儿补贴力度，尽可能多覆盖婴幼儿养育成本，补贴年限从0-3岁进一步延长。另外学前教育免费目前主要是支持大班，可以进一步覆盖到所有学前教育。 李建军建议，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可考虑按照物价指数自动调整。由于定额专项附加扣除会随时间推移、物价上涨，出现优惠力度和激励效应递减问题，而采用每过几年调整一次的方式，又存在政策调整及时性不足和增加立法成本的问题。因此，可引入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按照物价指数自动调整的机制，以提高专项附加扣除的合理性和适应性。 除了对于现有面向家庭财税支持政策力度升级外，一些专家也建议考虑设立新机制以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只能采取个人单独申报纳税，并未引入家庭联合申报模式。专家认为家庭联合申报更加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李建军认为，当前通过个人所得税政策设计来分担和降低生育成本，是税收支持生育的重要着力点。可考虑借鉴法国“户商”计税法的思路，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夫妻双方以合并计税收入减去扣除项目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除以家庭人数得到家庭人均年应纳税所得额，据此确定适用的税率并计算家庭人均应纳税额，最后将家庭人均应纳税额乘以家庭人数得到家庭年应纳税额。该计税方式可以降低有子女家庭实际适用税率，从而减轻有子女家庭税收负担。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应构建家庭联合申报与个人单独申报并行的申报制度，允许纳税人根据家庭人口、就业、收入等情况选择家庭联合申报或个人单独申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姚东旻告诉第一财经，目前来看个人所得税引入家庭联合申报制度在技术上也可以实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田志伟告诉第一财经，现阶段的子女教育、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只对收入达到免征额以上的人群才能享受。而低收入人群不用缴纳个税，因此无法享受。建议考虑将子女教育和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改为可退税的专项附加抵免，对于收入水平达不到纳税标准的人，可以通过这项专项抵免获得退税，从而起到既促进生育，又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目标。 李建军认为，当前出现的“不敢生、不愿生”现象，除养育成本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女性职业意识增强、女性对生育可能对自身就业和职业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担忧。现行企业所得税虽然有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薪金、社保、福利等相关成本费用税前扣除的规定，但是由于女职工怀孕、生育和养育会影响其工作投入，产假期内客观上存在企业支付成本费用员工却未在岗工作的现实，由此引起员工招聘和职业发展中存在的对女性的非友好和“歧视”。 为此，他建议，可考虑在企业所得税中引入产假期女职工工资薪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具体而言，对于在产假期的女职工，在实际支付的工资薪金、社保、福利等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为产假期女职工支付的工资薪金、社保和福利支出的100%加计扣除，以降低产假期女职工的工资薪金成本，助力消除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为女性生育和工作提供有力扶持。这也能缓解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职业发展忧虑。 罗志恒建议，国家可以鼓励企业和专业机构办托育机构，给予相应税收优惠和补贴。鼓励市场化的育儿家政服务公司和业务发展，“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在支持耐用消费品的同时，进一步支持育儿家政服务等。 当然，在稳定新出生人口而优化面向家庭财税支持政策的同时，专家认为也要兼顾财政可承受能力，尤